叙事本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在社会交往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一个人，只要具备语言能力，也就是会说话，就一定会叙事，也免不了要叙事。也就是说，叙事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学会了的，同时也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即使失去了语言能力，我们也一定能找到别的工具来作为叙事的媒介。总之，叙事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然而，恕我孤陋寡闻，也许正因为对叙事已习惯成自然，已熟视无睹，所以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它加以系统研究的，似乎还不多。
在中国文化里，叙事传统是悠久而深厚的。最初是口舌言事传事，而至迟从“结绳而治”“刻木为契”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试用话语以外的手段来叙事记事，使之能够传达并付诸记忆与保存了。再往后，文字发明了。“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而与图画关系密切的汉字，“完全是按叙事要求来构形的，它是一种为叙事而诞生的文字，在表事方面它比世界上任何主要文字都来得直接”。文字是叙事的有力工具，有了它，叙事就走上更迅速健康的发展道路。于是，便有了甲骨问事、青铜铭事，和以后史地书和诸子书的记事。从《山海经》、《尚书》到《春秋》、《左传》再到诸子百家，在中国古代，叙事行为不能说起源不早，叙事现象不能说不纷繁多姿。如果按着时代数下来，那么，杰出的叙事作品，有文学的，有史学的，有文史相兼的，也不可谓不多。
但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却远远跟不上叙事行为的实际发展。在中国，发达的是以抒情行为及其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诗学。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西方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叙事传入我国，才提醒了我们，从此在学术上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近20年来，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喜人的。起初是翻译介绍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张寅德选的《叙述学研究》，其中包括罗兰·巴特、托多罗夫和日奈特诸名家的有关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当代叙事学》。与此同时，我们的小说研究和评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论是对古典小说，还是对现当代小说，研究者试图贯穿以叙事学理论，或借叙事学的观念予以审视，出现了不少富于新见的力作。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得风气之先，视角新颖，规模粗具。本人也以《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踵其后武。近年来，随着文体学研究的发展，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叙事学专著，如收在《文体学丛书》里的《叙事学导论》（作者罗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和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8）等。此外还有不少专著与论文，难以一一列举。叙事学研究领域可谓一片繁荣。
在建设中国自己的叙事学体系的事业中，傅修延是非常积极、成绩突出的一个。《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是修延先生的一部新作，也是一部力作，显示了他的研究正朝着更扎实、更深入的方向前进。我有幸先读为快，受到的启发良多。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
一是作者所持的叙事概念是广义的，他将一切“有秩序的记述”行为，均视作叙事。因此，本书论述对象突破了文学的范畴（尤不限于小说），而是“雅俗一体”“史稗无分”“韵散同举”“三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连锁”，这就不但大大扩展了视野和取证范围，而且有利于对叙事行为作追根究底的研究。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叙事学论著，都以小说为主要对象。这是因为小说确实是人类叙事智慧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通过一代代的叙事实践所培育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成果，小说最能也最便于成为叙事学的用武之地。可是，叙事行为却不仅仅表现于小说，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叙事行为，将范围仅限于小说又是不够的。傅修延的突破，对于开拓叙事学的天地，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全书逻辑谨严地检测和叙述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过程，从初民对叙事工具的探寻讲起，依次论析了甲骨文、金文、《易经》、《诗经》、《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战国诸子和散文中的寓言等在叙事学上的价值和各自的特色，从而令人信服地得出了“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结论。尤其可贵的是，本书有意识地注意和突出民间口传文艺在叙事传统中的作用，为前此众多有成就的叙事学著作所不及。
三是本书的论析善于抓住各对象的特点，紧扣“叙事”这个主题，而又不拘泥局促，在翔实资料的支持下，随处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论点，如三章二节“青铜铭事”对铭文的叙事特色及其在叙事史上意义的论述，以及历史性叙事、戏剧性叙事等概念的提出；如四章三节“诗经感事”中“史诗问题纵横观”对《诗经》所含史诗的多层次分析；如五章四节对《左传》叙事特色及其影响的论析，等等，均十分细致而精彩。
在我看来，叙事学体系的建立，还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着重考虑。或者说，叙事学研究还有好几个可供选择的突破点。借此机会不揣冒昧地提出来，既供修延先生参考，也想与之切磋，并愿向读者和同行们请教。
其一是叙事学研究需要加强心理学方向的工作，即将心理科学引进叙事学研究，将叙事作为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和机制看待，研究叙事与人心理活动的关系；其二与此相关，是从叙事能力成长史的角度，研究这种能力的本质和叙事的规律。也就是说，叙事学研究不但需要一般心理学，而且需要儿童心理学的介入。事实上，一个人从孩童的简单叙事到成人的复杂叙事、虚拟叙事，从学写纪实短文到学会虚构地创作小说戏剧，并使之达到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的程度，要经历漫长的道路，而这个过程就颇像人类叙事能力成长史的缩影。其三可谓文体学方向，即研究不同文学文体所需要和所能容纳的叙事性，因为诗、散文、小说、戏剧（包括影视），都与事有关，而在叙事的要求和可能上，又有很大的不同，而在这种种不同的内部，实含着某种层次性和递进关系。这是需要研究清楚的。其四是研究非文学文体的叙事性。所谓非文学文体，如史学、哲学和一般应用文体（从新闻报道、通讯直到各类广告），叙事因素在这些非文学文体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这是中国叙事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五是建设以中国历代代表性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叙事学。我以为，修延先生目前的这本书即属此范围，他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其六是中外比较叙事学，其内容、价值和重要性不说自明。
如果我的设想不是毫无道理，那么，与之相比，目前的叙事学研究显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还只是小说叙事学比较兴盛，其余的研究方向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要填补的空白，真是不少。也正因为这样，我才认为叙事学研究大有前途，瞻念前程，确实任重而道远，而研究的乐趣和可望的收获，又是那样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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